我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（简称科大）一共工作了二十八年零四个月，从1958年8月底到1987年1月中。进入科大和离开科大的时间虽然相隔近三十年，但二者有一个共同点。进入科大时，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；我离开科大时，再次被开除党籍。而且，两次开除党籍的方式也十分相似。
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章程，开除党员的正常手续是，先由该党员所在党支部召开全体党员会，进行讨论，该党员有权在会上申辩。充分讨论后，再付表决。若获通过，再呈报上级党委。批准后，才算生效。可见，开除党员一般是很麻烦的事。但是，党章上也规定，如遇紧急情况，上级党委可以直接决定开除一个党员，不需召开党支部会，也不给予被开除者申辩的机会，立即执行。
所谓“紧急情况”，一般指的是是战争、火灾、大地震等时间尺度很小的事件。在那种瞬息万变的场合，如果一个党员图谋不轨，容不得正常的开会手续。必须立即开除，才会动用这个特殊条款。我前后被开除党籍那两次，都不是在战场上，当时也没有地震，而是在大学上课。可是，两次都是按“紧急情况”办的，即立即予以开除，没有开会，也没有申辩的权利。
我之所以有幸连续两次获得这种待遇，并不是由于我的地位特殊（当然，也不是一点特殊都没有），主要原因是，按阶级斗争理论，大学本就是一个战场。毛泽东曾说，“我们没有大学教授，全部用国民党的，就是他们在那里（指大学）统治”，“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，实际上是国民党。”也就是说，大学就是一个国民党占领区。在大陆上消灭了国民党的军队后，大学就变成了消灭“国民党”的一个主要战场。就这样，我被“紧急”地消灭过两次。
这就是大学里的主旋律。
中国科学技术大学，是在1958年创办的。在我报到时，全校还只有一百多个筹辨人员，没有学生。办校的目的是，利用中国科学院的学术力量培养科技人才。特别是培养研究和制造原子弹、导弹和卫星（简称“两弹一星”）的人才。当时中国发展“两弹一星”的计划，刚刚起步。
中国科学院的体制完全仿效苏联科学院，研究人员不在大学任课，甚至很少带研究生。因此，创办一所大学由这些人任教，是个聪明的方案。科大最初的一批教授都来自科学院，不少是当时国内第一流的学者。所以，相对于中国徘徊不前的经济而言，这所大学的发展还算是快的。1980年开放后，去美国念物理学位的中国学生中，来自北大的最多，第二即科大，这是后话。我在科大，一开始是当一名物理助教。
科大创办的1958年，正在反右派运动之后，共产党鉴于大学的不佳表现，规定了更强硬的教育方针：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。科大校歌的主要几句是：“迎接这永恒的东风，把红旗高举起来……又红又专，亦工亦农。”乍一听起来很像一首共产党党校的校歌。在1958年9月的开学典礼上，有位元帅来参加，明确地说，科大应仿照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军校——抗日军政大学的样子办。科大的校园原来的确就是一所党校，即中共的国际党校，它的目的是培养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的领导干部，它的学生主要是那些共产党还没有夺得政权的国家的共产党人。
科大第一任校长，由当时的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兼任。虽然，早在一零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中，郭沫若就是出了名的诗人，但科大并未因他而产生诗气。事实上，此时郭沫若的诗也全是党“诗”了，我还记得一首：
郭老不算老，诗多好的少。
大家齐努力，学习毛主席！
反正，一切向毛主席学，绝不会有错。比如，1961年有一次正式传达毛泽东关于教育的指示，其中重要的一条是：考试时学生可以拿小抄。后来，在考场上，果然有学生根据这个指示，公开抄书，监考的教师只好佯装没有看见。
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很高兴来到科大。第一，无论如何，我有机会再研究物理了；第二，我可以脱离核反应堆，而去研究自己更有兴趣的课题。短短的人生，最愉快的事之一，不过就是能研究一点自己有兴趣的问题。至于“亦工亦农”，我一点也不害怕，打井、捉猪我都会，还怕其他？1959年秋，科大物理教师被安排去“亦农”——到京郊的山上去种树。那个中午，我一顿饭吃了九个标准大小的馒头，成为全队之冠（也是我迄今最高的一顿进食记录）。可见我未忘农村，仍然是能吃也能劳动。
当然，这时的我，已经没有赞皇的赤膊与赤诚了（编者注：1957年12月，作为中科院近代物理所一名在反右派运动中“有问题”的青年科技人员，方励之被“下放”到河北省赞皇县，他不畏艰苦，努力劳动，获得当地农民认同）。在农村那八个月里，我还是极相信，只要经过努力的劳动，自己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，成为一个受信任的人。然而，党籍的开除表明，一切真心实意的努力都是徒劳。我明白了，企图给党中央写信一事（编者注：方励之的“问题”，是与北大老同学倪皖荪、李淑娴一起，在“鸣放”期间打算致信党中央，就团的工作提出建议。倪、李因此被北大定成右派分子），使我的等级发生了质的变化，被归入了另册（原出版者注：清代把户口册分为正册和另册。另册用来登记盗匪等坏人。后来用来比喻受到轻视和不公正待遇的人或事物）。就像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，一个人的等级，一经确定，就极难改变一样，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，一入另册（虽然它不公开写在身份证上），绝难有出头之日。任何努力，绝难得到承认。我不再幻想“经过改造”会再成为受到信任的人，事已不可逆转。青少年时代对共产党所抱有的天真和虔诚，就此消失殆尽。
“有如他以前由于宗教的长剑而理解了宗教一样，现在他又因政治的绞索而理解了政治。”这句斯宾诺沙在被逐出教门罪时所说的话，也是我被开除党籍时的感受。
但是，我仍抱有一个幻想，共产党也许会有农民那种是非标准，至少对于一个安分守己勤奋工作的人，是容纳的。所以，我一直想，只要谨守认真工作这一原则，或许还是有我的发展空间的。
于是，我很努力地教书。对教书，我确也有兴致。
在科大的第二年，1959年，我就开始上课。几乎物理系的所有课程，我都讲过。从一年级的普通物理，到高年级的近代物理，从基础实验物理，到各门理论物理，我都教过。1960年，一门量子力学课，原由近代物理所的一位教授主讲。课到一半，这位教授有事离去。后一半课，由我去接上。学生虽然知道我还只是一个助教，倒也没有因助教来接替教授上课而表示不满，我对讲课更有了信心。
同时，我也开始做研究，我选择了粒子物理。研究条件很差。当时只能看到苏联的期刊，欧美的出版物要时隔半年以上才看得到，更收不到任何预印本。周围同事中虽也有几个对粒子物理有兴趣，但也都是没有任何研究经验的年轻人，缺乏有效的讨论。孤立和闭塞是物理研究的大敌。困难虽多，但这终归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，所以，困难中也不乏乐趣。
1960年春，我开始投寄论文。初秋，我的一篇论文“用变形的传播函数计算核子的电核半径”被《物理学报》(Acta Physica Sinica)接受。当时《物理学报》的执行主编钱临照教授也在科大任课。一天下午，在一个没有人的楼梯口，他叫住我。他的面色喜忧各半。他先高兴地说，我的那篇论文即将付排发表。接着，又有难色地说：
“不过，不能用你的真名发表，你是不是改个名字？”
很显然，这不是他本人的意见，也不是《物理学报》编委的决定。全世界的物理学家都没有用笔名发表论文的传统。
我知道了，我的行为（发表论文）已经开始超越了对另册公民所规定的可活动范围，因而受到限制。不准用真名发表论文，就是清楚地警告我：注意你的身份！我没有对抗的余地，只有接受。我立即想到的笔名是“方之”。初中时，我和哥哥合作（以他为主）写的一篇文章在报上发表时，就署名为“方之”。但，钱临照先生不同意，因为这两个字还是太接近我的本名。钱先生是我极为尊重的一位长者，所以，我就放弃了给自己取名的权力，请他代为取名。他答应了。
1961年第一期《物理学报》，刊登了我的论文，作者是“王允然”。看到这个名字，我对钱先生更尊重了。他用这一名字暗暗地诏告世界，在中国发表物理论文，除了同行的审稿外，还必须有王（者）的允许（允然）才行！后来，这个“允然”果然被明文规定，凡投寄《物理学报》的论文，都要先由作者所在单位进行政治审查，无政治审查证明文件者，不予发表。我的第一篇论文，也即“王允然”那篇论文发表后，再投寄到《物理学报》的几篇论文，均被退回，皆因没有政治审查文件。不过，这些被退的论文并非无功，由它们作导因，钱临照先生与我渐渐建立了忘年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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